任彦芳：四十年后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提纲）

今天我在整理文集的《谈文说艺》卷时，正值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之际。官方媒体没有一点反应，是想不要提起这些令人难过的历史吧。但是，一个不能从灾难中反思并吸取教训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可悲的民族。今天，过去四十年后思考应该是“四十而不惑”的思考，然而直到今天，我仍不能说已经不惑了。我在那十年中，大约有近六年时光是在接受审查中渡过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1978年，吉林省革命委员会第三专案组宣布我的全部问题清楚，由吉林省给我沏底平反，并退回了我写的全部“罪行交代材料”及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写的一些大字报、发言录音稿。厚厚的两包，共计有六十多万字。这是我在六年里所写的反复交待，是我一生中写得最长的一部作品，这是用血和泪写出的。有真实的表白，也有为了生存而写出的谎言。重新翻阅这些文字，成了我四十年后最珍贵的反思资料。它们好像出土文物，目睹这些出土物，会叫我回顾起那非常年月，竟产生了错觉，这些文字真是我写的吗？真有这样的事发生吗？四十年后，我自己都怀疑起来了。

手抚摸着这些出土物，我确切地感受到那个年代确实在中国大地上存在过。


我个人在这十年内，分如下几个阶段：

1966年3月，我在兰考四清时入党，参加了中央文化部领导的《焦裕禄》电影创作组。创作组正讨论由李准起草的剧本提纲时，接北京令回京学习《林彪委托江青在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5月，文化部赵副部长宣布创作组暂时停止，各回本单位参加运动，我于6月11日回到长影，此时吉林省委工作组进驻了长影。我因出身红五类，自然成了依靠对象，参加了工作组领导下的专案组，整理总编室重点人物张天民、房友良，李威仑、于敏等人的材料。后又被选为总编室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我接受了五七年反右派的教训，一切听工作组指挥。
1966年10月，我接受厂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指派到北京中央文化部请示由长影继续搞《焦裕禄》电影事。到文化部才知首都文艺界正造肖望东部长的反，见不到领导。我便开始到各大学学习。接受了当时北京的新观点。我多年压抑的心得到一次释放。认为毛泽东要行大民主，可以把所有有问题提出来了。明白这次运动和反右时不同了，是对着当权派的，所谓矛头向上就是大方向。于是回厂后，自动自我罢官，不当文革小组长，提出自己对长影运动的看法，从保守走进造反队伍。我提出“一条黑线，两个宗派”，由同意与反对此观点而使长影分成两派，我自然成了一派的头脑。我所收入本集中的几件出土物，就是这个时期由群众组织印出来的传单。读者从中可以看到当时我的狂热。这是一种压抑情绪的宣泄。还有一个我在大会上五个小时的讲演稿，更全面地表现了当时的思想，对立的派别为了批我而从录音上刻印成小册子，约有五万多字，此处不收。
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后全国夺权，长影的一派夺权，我们与这个造反大军因而发生了分歧，被迫进入了社会。进入七月，长春开始武斗，我宣布退出此次革命运动，因为变成了“武化大革命”。我从此成了逍遥派，回到了河南兰考及开封家中，并对此次运动进行新的思考。
1967年8月，由于我在河南省的言论由兰考革命委员会把材料寄到长影掌权的造反派手上，成为导火索，我的问题全面暴发。我开始接受审查。最后以“为刘少奇翻案、为右派翻案、为文艺黑线翻案的反革命集团头头”定罪成立我的专案组。1968年8月工宣队进驻长影，重新调查我的问题。1968年11月，工宣队宣布对我解放，公布调查结果。于是我从阶下囚转眼变成长影整建党领导小组的群众代表。此时才知兰考未把我的关系转来，我要重新入党。1969年，我调入当时刚成立的省文艺组工作。
1970年5月，开始清查五一六。我再次被揭发出来，以“现行反革命”言论接受审查。我先在长影接受批斗，后来送到省五七干校，继续接受审查。直到1973年春离开干校宣布“解放”。这三年多的时间，几乎让我家破人亡。1978年吉林省对我彻底平反。因我而被株连的家属回到文艺团体。

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因言论获罪。主要“罪行”的交代有以下方面。

我写大字报《不明白》。我在大字报里提出，为什么派工作组就是路线错误？为什么四清时派工作组就是正确的？说这就是为刘少奇鸣不平。我交代反动思想说心里是不明白，刘主持工作时派工作组是毛泽东同意的，那是党中央的决定，如何成了刘邓的错误呢？我想过去搞土地改革时也是派工作组的，这次为何就错了呢？后来想，这是不是有点对刘少奇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从《海瑞罢官》引发，就说这是为彭德怀叫屈的毒草。我说，当年毛泽东不是提倡过要学习海瑞、魏征精神吗？我看不出这个戏有什么问题。我交代反动思想说，我一直对彭德怀挨整想不通。因为我也曾在北大时给毛泽东写信反映农村事，那些问题确实存在。后来证实那是对的。我心想就是应给彭老总把案翻过来。
周扬是反革命两面派。但在反右派时，他可是左派，他把那么多作家打成右派，实际上他和右派并没有区别。这引起我对当时及历次运动中的左派的怀疑。吉林省委为了保自己，就说自己是和周扬等黑线作过斗争的，实际上并不如此，根本就没有什么路线上的斗争，有斗争也不过是宗派之争。于是我在长影大会上发言提出“一条黑线，两个宗派”，整我者称这是以我为首的“翻案集团”的纲领。我交代思想说：我是以否定一切的形式打“左派”，实质是为打成右派及右倾的人鸣不平。根源是我曾是这些运动的被整者。反右时，我差点成了右派，反右倾时，我受批判半年，大学毕业仍带着“对三面红旗有很多错误看法”的鉴定离开北大的。我交代时说，我确实认为一些右派是冤的。（长影掌权的一派看了我的档案后，贴出大字报，说我是“漏网右派”，从而找到了为右派翻案的根源）
4、在第一次打成“翻案集团小头头”时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成为我的最重要的罪证的是我在毛泽东《论联合政府》上的批字。为此引起省里的重视，把我的《毛泽东选集》抄走，将我在上面的批字拍成照片。

毛泽东在1945年的《论联合政府》里有这样一段话： 在中国，为民主主义奋斗的时间还是长期的。没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统一的国家，没有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发展，没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一句话，没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

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简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


读到这些，我当时做了这样的思考。我们没有经历几年新民主主义，便进入了社会主义。毛泽东这篇文章发表时是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不到五年，为何就进入了社会主义阶段？一九五四年在全国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便宣布为社会主义而奋斗了，这是长期吗？是不是过急过左，而民主主义没有实现完成呢？

在中国资本主义并没有得到发展便想在封建主义土地上建成社会主义这不是空想的社会主义吗？

刘少奇在1949年对天津工商业资本家的讲话，在当时是刘少奇的罪行称他宣扬“剥削有功”，但当我学到毛泽东的文章时，我便认为刘少奇并没有错，他和毛泽东这一观点是一致的，为何刘少奇便错，毛泽东便是对的呢？

于是我在这书上批字，把这段话和刘少奇天津讲话对照应如何理解？这个如何理解的提问，我曾和同室的朋友交谈过，运动深入对我揭发，朋友把我在毛泽东著作上批字的事揭了出来。于是军宣队便认为运动深入挖出了“很深的现行反革命”了。在批我的会上我只能老实说出我的“反动思想”。因为有书上批字为证，无法再辩解。

5、为刘少奇鸣不平的另一个重大罪证是关于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议论。我说，这是当年全党都学习的一本书，突然变成大毒草，变成黑的了，实在不好理解。1962年在人民日报上重发此书，不是党中央批准的吗？当时毛泽东不可能不知道。现在说他的要害的背叛无产阶级专政，说服力不强。我同时说，刘少奇一直是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刘成了白区工作的典范，也是在《毛泽东选集》上写的。为何一下成了叛徒、内奸、工贼？这么多年共产党组织没有审查出来吗？他都成了国家主席了，给谁当内奸，他要图什么？他是国家主席，如果要打倒，也应该通过全国人大，走个过场吧。现在说打倒就打倒，怕老百姓心里不服。因为我知道这是我与河南省一个同志私下的交谈。知道他也只揭发了关于《黑修养》的几句话。我一直不承认此揭发，故总无法定案。

以上几点属于“恶毒攻击毛泽东思想，为刘少奇翻案”罪的主要内容。

6、关于对林副主席攻击的言论。我原话是：中国的军队不是一个四野，不是一个林彪元帅。现在把别的老帅都打倒，林能不能统帅全军，我真担心，别的将领不服，中国会发生军队动乱啊。在党章上写上谁是接班人，这可是历史上没有过的事。批我时上纲说，我不相信林能领导全国军队。

7、我在河南说过：周总理会处理各派，都是革命群众，不支一派压一派。这事就要和稀泥。周总理可以说是高级的泥瓦匠，和得最好。上纲说，我攻击周总理是泥瓦匠。

8、关于攻击江青的言论。1967年8月，我们被迫到沈阳市，在沈阳大广场，我参加了大辩论。宣传受压一派的观点。不久武斗起来。我认为是因为江青提出“文攻武卫”后引起的。我写出感想：武斗方知真无能，最愧气质是书生；难道强权是真理？鲜血洗我眼渐明。我在我派群众集会上说：自从江青同志提出“文攻武卫”后，文化大革命变成了武化大革命，各地都动起了枪炮，我们是文化人，是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不能参加武化大革命。所以我宣布退出一切组织，不再参加活动了。我也劝同志们不参加，你打死人要偿命，你被打死死得不值。此诗和言论上纲为攻击文化大革命是武化大革命，及攻击江青是武斗挑动者。

9、关于对样板戏的评说：江青说《沙家浜》的第一号人物是郭建光，这不符合剧本的实际。因为谁是主要人物，不能从政治作用上说，而要看谁在剧的矛盾中心。这个戏的中心人物是阿庆嫂，怎能说是郭建光呢？江青搞的《白毛女》把杨白劳改成反抗者，举起了棍子打人。这并不如原来歌剧中的杨自杀感人。原来的被逼自杀也是一种典型。不能说只有反抗才典型。如果进一步说，那年月有了红军了，他应该参加红军不更成为自觉地反抗了吗？只要一种典型，不能有不同的典型，便没有真正感人的作品了。这种议论也成了攻击江青亲自培育的样板戏。

10、姚文元发表了《评陶铸的两本书》，我向一些同志说，这个评论不能服人。那篇松树的风格，我早就读过，写得好，是激发人向上的作品。现在，陶铸成了叛徒，对他的文章便作别论了。如果他不是叛徒，这本书就不能这么说。那还得有个客观评价标准吧。

以上几点属于“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攻击文化大革命”的言论。

我把交代的内容，反复地交代。当然，我对两个人在一起说过的话，则基本采取不认的态度，或者把主要内容淡化，所谓避重就轻。因此总难以定案。


四十年后的再思考


文化大革命，应叫大革文化命。是中国的一场空前浩劫，空前地对中国文化的大破坏，形成了中华民族的新的觉醒。它的产生有它的必然性。一是封建主义的土壤所产生的不是民主而是专制，它产生的领袖必是封建帝王，帝王必然要金口玉牙，要用现代迷信支持其专制；这不是个人因素所决定的。这与毛泽东的个人品质有关，但起决定作用的是社会原因。是历史的必然性。这场革命的最终目的，是完成听从一人意志的封建复辟。中国资本主义不发达，根本不会有资本主义复辟。二是国际共运从第三国际列宁所实行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便是党的专政，实质是党的领袖专政。领袖驾凌于共产党之上。苏联产生了 斯大林的独裁，中国出了毛泽东的斯大林加秦始皇式的独裁，今天朝鲜的金家父子独裁，一切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全都要个人独裁，不令人深思吗？中国共产党成立了半个世纪，却仍没有党内的民主可言。不能说这是个成熟的党。这样的大党竟不能制止独裁破坏法制，国家主席不能用宪法保护，百姓更谈不上人权了。谁之过？不能说是那个人。是每个中国人都应思考的责任。党的九大，竟一致通过开除刘少奇党藉，这个党代表大会不是一人的工具吗？后来又开会一致通过为刘少奇平反。那些中央委员起了什么作用？原来中国的革命实质是农民革命，这些革命者多数头脑里是打天下坐天下要拥戴好帝王的思想。对毛泽东的迷信就很自然。从对毛泽东喊万岁便知与封建时代没有多大区别。这场悲剧是毛泽东的悲剧，更是中华民族的悲剧，历史的悲剧。

面对着这场悲剧，所有中共的中央委员和每个共产党员都应反思，所有中国人民都应反思。你在这场悲剧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不要把一切罪责推给四人帮，推给毛泽东完事啊。

试想，在高度发达的民主国家，会产生这样的悲剧吗？我们从没有听说过，美国要喊在某个总统为首的领导下，为什么共产党执政的国家要把个人驾凌于党和国家之上？民主国家不可能产生个人迷信。中国今天要使悲剧不再重演，必须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实行切实政治体制改革，建设一个民主国家，实行宪法所保障的一切民主权利。真正走向共和。从国民的臣民意识走向公民意识，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这还要相当长的时间。

一切政治斗争的实质是夺取权力。毛泽东由于与刘少奇发生过意见分歧，便想把刘搞掉，便无中生有地制造出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毛先利用林彪宣扬的对他的个人迷信，把学生鼓动起来造反，把刘少奇搞掉，把一切阻碍他意志的人，不管你是谁全都搞掉，罪名全是莫须有的。由于对毛的迷信，群众相信这是在保卫神圣的路线。群众之所以能发动起来，且对当权派如此行动，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原因。那便是这些人如毛泽东所说，官做大了，不再关心百姓，官僚主义。所以群众有气，一旦爆发便不得了。这是群众参预这场大动乱的社会基础；那就是人民对执政者的不满情绪的宣泄。这是长期受压抑的心理的宣泄。可以说，文化大革命中有两种夺权：毛泽东的夺权，所谓从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中把权力夺回来。群众也有另一种夺权。那是要求有人权，这是一种夺取人权的行动，也就是夺取他们的生存权和自由表达意志的民主自由的权利。

利益是行动的动力。群众中分成了两派，所有参加者无一不是和自身利益相联系。有的造反是想从中得到好处，有的保守，也是想保自己的已得到的权益不失去。造反到底是怕如不能胜利便会重受压制，失去现有的地位；当然也有个人野心家想通过造或保的行动得到自己的权力。这所有的人无一不打出一个旗号，那就是保卫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

解放后，毛泽东发动了无数政治运动，并把全国人民无一不和政治相联起来。这些运动，大都压抑了人民的内心情绪。文化大革命是一次情绪的宣泄爆发。这便不可免地有破坏性。毛泽东让群众对所有干部冲击，便给人一次宣泄机会。群众把对共产党干部的脱离人民多年的不满发泄出来。这才能让这么多官员吃苦头。在文革中被打倒的邓小平深知此点，这才有了他在重新执政后的思考。如果说这场文革的作用，便是促使中国党的领导人从他们受害中重新思考中国社会，这才有了中国的进步。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使中国走向正确之路，并且提出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才有前途的正确论断；才有了彭真一言九鼎力主中国农村首先实民主自治，对中国人民进行民主和法制的教育和训练。


毛泽东的悲剧，是我思考了四十年的话题。


我坚持认为，毛泽东主观上是为中国人民的幸福着想，他自认为是最广大群众利益的代表。但是检验要看社会实践而不看宣言。他在建国后的实践与他的主观愿望相反，使中国人民进入了苦难的深渊，使中国社会大倒退到封建奴隶制状态。为什么会有此历史悲剧发生？

毛泽东的哲学思想的错误导致行为的失误。毛泽东信奉“斗争哲学”，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他写出的〈矛盾论〉，接受的是列宁的思想，把对立面的斗争认为是绝对的，而统一是相对的。他对杨献珍提出的合二为一，批判为阶级调合。斗争哲学在没有取得政权的革命时期是有用的哲学思想，但在取得政权后仍旧用斗争哲学，就必然引起社会混乱，没有一点进步作用了。这是二维思维。中国古代的老子提出的是三维思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负阴抱阳，冲气以为和。只有实践三维思考，才可以进入和谐社会。在建国后，毛泽东用斗争哲学不断地进行斗斗斗，如他所说，中国十亿人口，不斗行吗？因此他不断地搞阶级划分，本来土地改革完成了，他仍旧要分农村阶级，拉一部分人，仍旧用革命时期的阶级路线，而在共产党内部也在不停地斗斗斗，因为“党内有资产阶级”。中国只有在停止阶级斗争为纲之后，才有了好的前程。
毛泽东在未取得政权时，提出的对中国的分析是正确的。他提出要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新中国，建立联合政府。他对国民党蒋的独裁进行过多么深刻的抨击，他对民主政治是如何地渴望。但从他掌握了政权后，便一步步走了独裁之路，且比国民党时期在控制思想上更另全面专政。使得中国思想处于僵化状态了。今天重温毛泽东当年写的文章，是发人深思的。
毛泽东不知道社会主义，他自己却自食其言，犯了他自己批评的错误，想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不发展资本主义，却要搞社会主义；而他的社会主义，便是斯大林式的苏联假社会主义。悲剧在于他认为那就是他的理想的社会主义。结果使中国生产力受到大破坏。1958年，更想一步到共产主义，结果是让几千万老百姓死于非命。本来共同纲领规定中国要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他在1953年却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要按苏联模式进行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使中国走了大弯路。直到邓小平提出不要说姓社姓资之后才走到正确的道路上来。
由于毛泽东不知社会主义，他不了解世界最先进的国家，他从不出国，更不知美国等发达国家，他只知向苏联一边倒，一切学苏联，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只以意识形态划分敌我阵营，在国际路线上只能犯下更大的错误。只有在苏联与中国反目，不同意他的大跃进路线后，他才有些觉悟；在苏联共产党二十大之后。苏联提出反个人迷信对斯大林的独裁清算之后，毛泽东觉得中国也存在这种危险，他才把苏联当成了敌人，怕他成了将来的中斯大林的命运，这便成了他在清除中国赫鲁晓夫的大革命的根源。由于以意识形态划线的结果，我们以保家卫国之名去朝鲜打联合国的军队，使中国多少万优秀儿女死在那块土地上，没有给那国人民带来幸福，却使他们仍在水深火热之中。只有到今天我国才对那邪恶国家做出正确的表态。这实在是中国人民的大幸。我们终于在国际上走向与全世界一致的轨道。全世界经济一体化之后，必然要实现文化一体化，前景是全世界政治一体化，那便是世界大同的共产主义的到来。我们必须和世界同步，才有中华民族的复兴。这就要摆脱毛泽东的阴影，从列宁斯大林的错误理论和苏联假社会主义实践中解放，重新认识毛泽东的悲剧产生的根源，接受历史痛苦的教训，才是民族之大幸，才是中国光明之未来。

历史的疑问


四十年过去，所有经历过文革的人都不能不思考。在社会上我听到和想到的仍旧有不少疑问。由于资料和档案的不公开，这些谜便很难解开，只有等待历史来评说了。

对林彪集团的疑问。林彪是不是一个冤案？林彪出逃是个谜，死更是一个谜。
对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审判实际上是对毛泽东的审判。因为江青所言，她的一切行为都是承毛泽东的旨意办的，如迫害刘少奇等。为了保住毛泽东之名声，所谓投鼠忌器，便使那最高的审理少了公正性说服力。国外一直称五人帮的原因。
中国一向以皇帝为正统，别人如反皇帝则为大逆不道，而不是以民为本来判断是非。我党则以毛泽东为正统来定罪，与毛泽东有分歧或者说反毛即反党。解放后定的反党集团，都应以民为本重新审视。
这些疑问怕只有到百年后才可能重新认识了。


今天要编我的文集之时，编入了几篇文化大革命时的出土物，引发出以上的思考。虽然过去了四十年，但仍旧不能说是不惑的思考，到了可以说话不会因言致罪的年代，故可以公开写出，以和大家讨论。

2006年10月24日，参加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之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