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号子”的小王和老汪—— 文革实录之一

作者 孙正荃

前记：从二十二岁到四十八岁，我在中共青海省委机关报《青海日报》做了二十六年“喉舌”和“工具”。在“史无前例”革文化命的运动中，我却因为得罪权势被罗织罪名而两次身陷囹圄，并决定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这里，我向世人实录报告我生命体验中的坚守和挣扎，无奈和屈辱，还有那么多的迷失和荒唐。为了表明材料的真实可靠，文中出现的人物不论官位大小形象美丑，一律用实名。

我被几双特别有力的手迅猛推进了吉普车，夹在后排的中间，死死的，动弹不得。我的思维却慢慢开始清朗起来，我明白，这是送往“五处”——我在政法单位采访过多次，抓了人，统统先送这里，这里正式叫“青海省公安厅预审处”，它的后面（还是旁边？）就是“五处看守所”，老百姓都管它叫“监狱”。

看守所坐落在西宁市最南端的一块洼地里，青海人几乎都知道有个“五处”，那是关犯人的地方，可大多数人却不晓得它具体在什么方位，你从它旁边走过，还是发现不了它。这个看守所建造时间不长，在国内也属一流。据说是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公安部副部长王昭来青海任省长时的事，他是内行，他说要一流自然就是一流。可他肯定做梦也不会想到，没出几年，竟会死在他自己批准设计的这座“现代化”监狱里。那是1967年青海“2.23”事件后，他作为“策划”、“后台”，“经毛主席、党中央批准”，逮捕，后因糖尿病得不到必要的关心和治疗致死。文革前，我曾多次参加过他主持的会议，多次听过他的讲话，还多次跟随他下乡，所见所闻，觉得他是我亲历的历届青海省领导中最有魄力最有水平的一位。十年前的那次血腥大屠杀（十分钟死伤五百多群众），其实跟他没有直接关系。在此，我愿他的灵魂安息。古时有“作茧自缚”的故事，我想，历史常常有许多偶然和巧合，或许，正是这些偶然和巧合，为历史增添了许多色彩，许多精彩，许多回味和许多沉思。

吉普车在看守所门前嘎的一声停下的时候已近傍晚，押我的和收我的叽叽咕咕一阵后，就让我下了车。走过第一道铁门，一个特别胖的中年人（后来知道他原是省体操队的相扑运动员，因为“作风”问题成了这里的所长）问我：吃过晚饭没有？这里四点半开过饭了。态度一点不严厉。我说，有就吃，没有就不吃了。他再没话。走过第二道门，就进入一座房子，胖子说：把身上东西都拿出来。马上又补充说：皮带也拿下来。其实我在做记者时就听说过这里的“规矩”，把手表之类全留在家里了。我看到旁边有个很瘦的人在翻查我带来的几样简单的物品，不过非常马虎，只是拣出了半包烟和几张纸。然后，他们要我在一张表格上签名，那是我留下物品的一份清单（二十个月后我被释放时，毫厘不差地归还给了我）。所有这些程式都比较人道，没有训斥没有搜身甚至说话也还平和。接着，那个瘦子领我穿过一个院子，打开了第三道铁门，走到一个不方不圆的象个亭子一样的地方，后来才知道这就是“所”里赫赫有名的按照现代科学原理设计建造的“八角亭”。据说，站在亭子中央，可以清晰地听到四面辐射出去的周边几十间号子里的声音，尤其令人叹为观止的是，还可以准确地分辨出是哪间号子里哪个人的声音，当然，这需要经过训练。这方面，老犯人都有切身体验，甚至为此吃过苦头。接下来是第四道铁门，哐当一声开了又哐当一声关了，出现在面前是一条长长的走廊，我在前面，他在后面，二三十步之后，一个声音传来：“站住。”又是哐当一声，开了门，然后是两个字：“进去！”我往前跨出了一步，再哐当一声，关了门。

一切死寂！

我站在原地一动不动。至少有半分钟，听到远处又是哐当一声，那自然是关走廊的门，然后又是一片死寂！就这样，我完成了自由人向犯人也就是人向鬼的转换：简单极了，无须证明，无须证据，只要一个电话，一张条子，最多，一份报告。是的，我被生活放逐了，被历史愚弄了，我的纯真我的赤忱我的尊严还有我的自由，统统被专制暴政欺骗了践踏了蹂躏了剥夺了……

我抬头看了看屋里那盏高悬在天花棚上的昏暗的灯，等我低下头来时，四周更是模糊一片。

眼前是一个像炕一样的铺，占了屋子的三分之一。一个念头出现在脑际：我怎么什么也没带呢，幸好天热，没有被子也可以过夜。忽然，心头又是一震：很好，你的思维很正常，你还是个正常的人！这时，我看见炕上坐着两个人，一个看上去也就三十来岁吧，他一直注视着我，但没有开口；另一个离我远一点，年纪大些，却似乎懒得朝我这边看上一眼。我麻木地在炕的另一头坐了下来，靠着墙，眼睛直视着一无所有的前方。

“洗把脸吧，那里有自来水。”说这话的是那个年轻人。我朝墙角看去，那里有一个水龙头，旁边是个蹲坑，很干净，周边也没有一点污渍。我没有去洗脸，眼光继续在屋子里扫描，看到门边是一排暖气片，门背的上半部是用油漆写的“监规”，好像有五六条，都是以“不准”二字打头，中间则是一个圆孔，后来才知道，那叫“窥视孔”，外面有块铁皮遮着，就是说，你始终在被“窥视”中，而外面的一切，你是什么也看不到的。我坐着的这个炕的后墙上方，有大约三十公分宽二十公分高的一个“窗户”，钉着铁条，即使像我这样一米八十的个头，即使是站在炕上，即使再垫上被子，也无法看到外面任何的动静。多少年后，我读了金敬迈的《好大的月亮好大的天》才知道，原来青海的这个监狱完全是那个著名的“秦城监狱”的翻版，难怪我时时生出老金曾跟我关在一道的怪异念头。

这时，天已经黑了，该有星星了吧，今天是农历什么日子呢，有月亮吗？我脑海里突然奇异地飞过几个画面：好像是在河北沧州一个叫“豆店村”的地方，应该是刚走出大学吧，我“下放”在那里劳动，那时大跃进嘛，公社化嘛，常常“吃在洼，睡在洼”，夜里，躺在麦草垛上看天上的星星，多么明亮的星星呀，我可以凭着星星的位置，看到时间移动的脚步。后来，在北京，再后来在西宁，再没看到那么亮那么亮的星星了。好像还是在童年，什么玩具也没有的童年，闲得实在没有什么好做的时候，就看天空，看天上的星星天上的月亮，甚至傻乎乎地数过，一次，母亲笑着问我，数清了吗，是多少啊？长大了，所有这一切，无论是应该失去的或者是不应该失去的，都没有了。忽然记起西川的两句诗：“星星虽不歌唱，世界却在倾听。”多好呵，可是这个寂寞冰冷的世界能听到我的什么声音呢……


没两天，我和同牢的两个人便互通了“尊姓大名”，年轻一点的姓王，年长一点的姓汪。小王是青海造纸厂的工人，年纪看上去也就三十上下，可他说，他在这里已经六年，算得上是“老鬼”了。我问他犯了什么罪？他轻轻松松回答说，“反革命。”我又问：“怎么个反革命？” 他随口讲出来的话着实让我一阵战栗。

“那年，都说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身体都非常健康，毛主席可以活到150岁，林副主席可以活到125岁。一天，我们几个年轻人吃饱饭没事，在一块闲聊，好像正是开过什么大会，讲接班不接班的事。我知道林副主席比毛主席小，可没小这么多，我就随口说，林副主席接不上毛主席的班呵。大家问我怎么回事？我还向他们解释了呢。没料，不多久，公安局来人就把我抓了。我知道是那帮“瞎忪”（青海当地骂人的话）害了我。”

“林彪1971年不是完蛋了吗？怎么没放你出去？”

“说我反的是毛主席。”

“那怎么不判？”

“判了倒好了！”

“什么意思？”

“我在这儿六年了，进进出出的也有几十了吧，可就是不判你。”

“为什么？”

“这么跟你说吧，越是时间长的就越是没法判的。你肯定是个知识分子，大知识分子吧，这里稀奇古怪的事，你别说没见过，肯定听也没听说过，慢慢就明白了。”

“那怎么判反比不判好呢？”

“判了，可以出去劳动呀，可以见到太阳，最主要，可以有人说说话呵。现在这么死关着，哪年那月是个头？”

“你要求他们判刑了？”

“要求了呀，又不是我一个。没用。这里有关了十多年的！”

这时，门外突然响起轻微的脚步声，小王从炕上腾地冲到了牢门后面，耳朵紧紧地贴在门上，神情专致地听着。一会儿，有一扇门打开了，好像有说话的声音。小王回过头来对我说，是送东西的。过了一会儿，又说，可能是七号。又过了一会儿，门砰的一声关上了，小王才再坐到了炕边。我问他：“怎么知道是送东西的？”“听着有东西往脸盆里放呗。再说了，出去还是一个人的声音，要是提审，进来一个出去就应该是两个。”又问：“怎么知道是七号的？”“我们这里是十号，从声音上听，肯定是七号。”又补充说：“隔壁八号，对门九号从来没人送东西。”接着，我拾回刚才的话题：

“你说这里有关了十多年的？”

“有呀，每天送饭的那个老头就是。”

我记得他说的这个人，一个又瘦又矮的老人。就在把我关进来的那天晚上，有个人端了一碗东西送来，说是所长交代的，是我的晚饭，我说不吃了，他没吭一声，转过身就走了，然后听到“咔嚓”一下，是铁门上那把大锁卡紧的声音。那肯定就是他。当时我有点纳闷，做饭的有权开门关门？后来才知道，每天第一顿饭前，是狱警先来开锁，开饭结束，“狱工”就上锁。到下午开饭前，再由狱警开锁，饭后再由“狱工”上锁。这样狱警就免得一趟趟跑。好久之后，我听说了他悲惨的故事，这在我二十年的记者生涯中是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更是有良知有人性的人想象不出来的。

他是藏族（叫什么名字？不知道），老家在黄河上游的循化撒拉族自治县。（撒拉族在我国就只有这一个聚居区，这里还有回族、藏族等民族杂居。）他的汉话是在牢房里学会的。大约是在五十年代中期，还不到三十岁，他和他的同乡一道到了印度（是叛逃？不清楚），先是在那里打工糊口，后来被东家看中，可这个年轻人既不答应“接班”又不愿意招赘当“婿”（我以为可能源于他那个民族根深蒂固的野性和倔强的禀性）。于是他离开了东家，到另一个地方谋生，后来竟自己当起了“掌柜”，但是始终没有成家（为什么？谁也不明内里），再后来，他只身回到家乡，一个偏远的小山村。可是那里已经没有他的亲人了，他把带来的钱分成几份，给了几个远房亲戚，在那里只住了七八天，就悄悄地离开了。据说，他来的时候背了一个褡裢（藏族百姓用羊毛编织的大袋子），走的时候还是一个褡裢。路过黄河时，他在河滩上拣了几块石子，放进了肩上的褡裢里。然后到了西宁，然后住进了宾馆，然后买好了去国外的机票……就在他准备启程时，几个不明身份的人，猜想是便衣，把他带走了。审查时，据说只问了他一个问题：“这些石子是干什么的？”他无言以对，也就是“交代不清”。

我不明白，如果他有“前科”，如果他是“特务”，那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得了，这么关着算什么呢？

小王笑了：“是反革命，是叛匪，是特务，早就判了，就因为不是，或者没法证明是，才这样‘无期徒刑’呢！”

这句话着实让我通体冰凉！我这才如大梦初醒，知道自己已经到了另一个天地，这里完全是另一种规则。从50年代到70年代，“组织”上不断告诫“思想改造”要“脱胎换骨”，我隐隐觉得，这里何止是要“脱胎换骨”？我迷茫中一惊：自己怕是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了。脑际不禁再次想起报社那个头儿在狞笑中说的那句赤裸裸阴森森话：“孙正荃，写文章可能你还可以，搞阶级斗争，你差远了。”“阶级斗争”，不就是把你从肉体到灵魂彻底剥夺，让你的尊严、自由，乃至温饱，一切的一切真正一无所有吗？是谁给了他们这样的权利？是谁允许他们如此的肆无忌惮？我突然感到自己是那样无助，那样疲倦。我凝视着黑暗，凝视着孤独，凝视着自己，心里没有了方向…..

同牢的另一个犯人（现在称“嫌犯”，那时都叫“犯人”）年纪稍大些，估计有四十多岁吧，这个家伙的最大特点是难得开口，从我进来以后，他的“语言”只是他的眼神，比如我把妻子送来的桃酥呀苹果呀鸡蛋呀递给他的时候，他也没有话，但我从他微微抖动的眼神中，甚至欲言又止的嗫嚅中，读出了他的感谢和不安，他常常只是收下很少一点东西，偶尔说的一两句话也很让我感动：“老婆来一回不易，自己吃吧。”或者“你身体不好，留着自己用吧。”我和小王东拉西扯，他从不插话，我们在“号子”里“锻炼”身体 ，他也从不参加，大多时间是蒙头睡觉。但时间长了，即使很少说话，我也猜出了他的一些事，一是他在西宁肯定没有家，或者虽有家却没亲人，或者虽有亲人却跟他已经没有来往；二是他犯的事不小，肯定比小王比我的都要大，经常“提审”，经常写“交代”就是证明；三是这个人不简单，从未见他向那些狱警乞求过任何事情，即使发烧热度多日不退，即使裤衩烂得已经无法再穿，即使牙刷只剩了“根”……按照这里规矩，凡家里没人送生活用品的，看守所是定时发放的，比如三四年发一次棉衣，一两年发一条毛巾等等，管理人员“忘”了，你可以“报告”，“报告”次数多了，他们也会来“验明正身”，然后把东西送来。可是老汪从来不“报告”，那条裤衩，我见他补了又补，最后，实在是连遮羞的功能也没了，可他还坚持不“报告”，还是小王代他“报告”了多次，才解决了。慢慢地，我想他或许就是那位李姓提审员在我刚进来时提醒说的“说话注点意，里面有真反革命”的那类“真反革命”？我问过小王，小王悄悄说，他确实参加了一个反革命组织，好像是叫什么“中华革命党”。再后来，从老汪的一言半语中，也听出了一点情况，他们这个“组织”相当庞大，非但人数多而且层次高，现在已知有省上厅局级的领导，真是匪夷所思。我不禁想起政治学习中常说的一句话：“形势越好，阶级斗争越尖锐越复杂……”

在我释放前大约两个月的一天，突然，老汪被“喊”出去，而且命令他带上所有的东西。他有什么东西？真正的一无所有！铺的盖的穿的用的，全部是“政府”发的。当然，这些东西现在也成了他的财产，他可以而且必须带走的。他走出“号子”不久，小王就很有把握地说，这家伙，不是换号子就是放了。我有些奇怪：“不会是判了？”小王分析说，今年以来，他们那些人，判的判了放的放了，老汪嘛，我看只是小喽喽，连他都判，太多了。

应该说，小王还是用他在共产党教育下的“惯性思维”在分析，共产党的奥妙岂是老百姓靠“惯性”能一眼洞穿的？再说了，这个年轻人对自己的“冤”至今还停留在“是有人害成我这样的”这个层次上，他恐怕难以窥透老汪案子的复杂。

老汪的事是在我离开看守所以后才弄清楚的，原来那是文化大革命中发生在大西北的一个惊天大冤案！所谓文化大革命运动其实是许多许多小运动连起来的，一个套一个，马不停蹄，不断革命，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运动就是1971年开始的“一打三反”，这“一打”打的就是“反革命”，包括历史的现行的，以及历史加现行的，老汪肯定就是那时候被“打”进去的。

这个案子发展到了1978年，当时西北局的一位负责人在审查这个“特大反革命案”时，不经意地问了一句：“证据呢？他们的那个‘纲领’呢？他们的‘图章’呢？他们的‘旗子’呢？怎么一样都没有看见？”真是要向这位领导磕头啊！要知道，那时，已经有数以十计的冤魂在地狱里游荡，还有数以百计的好人依然关押在大牢里。两年后，我获得一次难得的机会，使我揭开了此案的层层云罩雾障，现在我只能简单地作一点记录，因为这毕竟与本文主题稍稍有些偏离。

交代的口径怎么会那么丝毫不差呢？这是我首先提出的一个疑问。

逼出来的！那是无法无天的逼、供、信啊。以图章为例，在关押了漫长的日子之后，在各种刑具的滋味都尝过之后，审问便进入了这样的“收获”阶段，大体是这样的：

“你们的反革命组织有图章吗？”

原先坚持说没有的，这个时候都回答说：“有。”

“什么样子的？”

“圆的。”（图章大多不是圆的吗？自然先说是圆的罗）

“还不老实！”

“方的、方的。”（听话听音嘛，自然得赶紧改口）

“我看你是想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阎王了。”

“椭圆的。”

“早就该这样，非得一点一点挤牙膏。回去写材料吧。”

关于“图章是椭圆形的”交代材料就这样一份份毫无二致地“出笼”了。

怎么会有那么多人牵涉进去呢，上至厅局级领导下至贩夫走卒？我提出了第二个问题。

这也很简单，一个咬一个呗。那个时候的斗争会，文斗武斗一起上，而且有个难以置信的规定：只要有一个人揭发一个人证明，就可以拘捕。起先抓的多数是些无名小子，后来级别越来越高，那是因为先抓进去的“反革命”自知冤枉却没法伸冤，看看那些掌握斗争会的家伙一个个都神气活现，便来个“以毒攻毒”（文绉绉一点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咬你一口。于是，昨天还在斗别人，今天就被别人斗，真是既热闹又悲哀。一天，一位公安局长竟然也被“揭发”是他们的“党员”而戴着铐子登上了批斗台，领导在这种情况下却这样讲：“大家千万别以为斗争可以告一段落了，不！大家看看，阶级斗争何等尖锐复杂，敌人都钻到我们心脏里来了，我们能有一丝一毫的麻痹松劲吗？”下面便大声呼应：“彻底镇压反革命！”“不获全胜，决不收兵！”可怎么才叫“全胜”呢？“敌人”就这样越造越多了。

我只有目瞪口呆！

常常想起一句话：常识不是真理。殊不知我们因之而接受了多少连常识都不如的“真理”。当“肃反”“肃”到这个地步了，它的荒谬难道不是凭常识就能一眼看出来的吗？然而，一级又一级的领导竟然都看不出来，是真的没有感觉到？没有看出来？恐怕未必。他们是不敢，他们没有为了维护常识（更别提“坚持真理”了）而违拗“最高指示”违抗“党的原则”的勇气！他们高踞庙堂之上，却不敢说皇帝是个光屁股！比如，那位伟人曾经说过这样意思的话，打就打，无非是死它几亿人。中国六亿人，死三亿，还有三亿呢！那口气是何等豪迈却是何等可怕？他周围的人，谁说过一个“不”字了？似乎只要阶级斗争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斗私批修，我们就会无敌于天下了！还有，我在后面要记叙的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发明的“粮食定量，吃饭不定量”，岂不同样精彩？那年月，到处都在用“增量法”煮饭，据说，用这个先进的科学的办法煮饭，一斤粮食便会魔术般地涨出三斤、四斤、五斤乃至六斤、七斤饭来，这样的国际级笑话竟然出自高层领导之口。莫非是我们都疯了？是的，是疯了，但良知未泯人性未灭的人不会疯，疯的是那些当权者。有一句成语叫“利令智昏”，而“权令智昏”更为普遍，后果也更为可怕。权势往往遮蔽常识，甚至违背常识，却打扮得比真理还要真理。我常想，说“肉食者鄙”的那位古人，一定是经历了人生的起起落落，这才有了识见，有了睿智，也才有了勇气。金钱也吧，权势也吧，都无法改变常识，常识总是和平民百姓同在，那些企图凭借金钱、权势同常识作对的人，最终总是站到了百姓的对立面，他们被常识碰得焦头烂额的时候，实际上已经被广大的百姓唾弃，自然早晚也会被历史抛弃。君不见我们早年那些“牢不可破”的“同志加兄弟”而今安在哉？于是，我越来越坚信了自己的判断，越来越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写到这里，我不知怎么会想起耶稣和日瓦戈医生这两个不相干的神和人，可他们却做了两件相同的事：耶稣到一个村寨里为病人治病，病人一个个都神奇般地恢复了健康，但最后，经他精心治疗的病人却把他送上了十字架。日瓦戈医生发现他所处的时代生了病：暴力、欺诈、虚伪……但时代拒绝了他的诊断，已经当上了秘密警察将军的哥哥反说他生了病。他被永远地放逐，突发的心脏病最终夺去了他的生命。

一个是《圣经》中的故事，一个是帕斯捷尔纳克小说里的情节，都不是真实的生活，但我感到它们比生活更加真实。想想纪德的《访苏归来》吧，想想罗曼.罗兰的《莫斯科日记》吧，想想马寅初、梁漱溟、顾准、林昭们吧，他们并没有刻意地想成为时代的医生，他们或许只是象日瓦戈医生那样只想用自己的高声喊叫来驱走狼群，然而他们最终同样只能面对广袤的原野皑皑的白雪，泪流满面，恰如日瓦戈的命运，甚至比他更糟：只能面对铁窗，面对绞架，面对死的永恒！

此时，我的耳边又一次响起我们马校长的声音，那是迎接1957年新年时，在大饭厅召开的全校大会上，他能自由讲话时说的最后的几句话：“他们说我的‘马’是马尔萨斯的‘马’，不，同学门，兄弟我的‘马’，是马克思的‘马’！”当历史跨进1957年，多少喉咙再也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了。

我们这个民族的这段历史呵，该如何书写呢？